《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18日 08 版)
万里长征，是一部写在山河间的壮丽史诗。红军将士以坚定如磐的理想信念、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永恒的丰碑。一代代美术工作者以艺为炬，传承精神火种。油画、漫画、篆刻、设计、公共艺术……媒介各异，但深藏于作品之中的情感相通、信仰至诚。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文艺副刊推出“大地长歌”系列专版。首期“精神印记”聚焦长征主题美术经典与当代新创，约请专家学者一同探寻伟大长征精神如何在不同时代的审美表达中历久弥新，为走好新的长征路凝心聚力。
——编 者
影像空白处，用一生画一部长征史诗
沈尧伊
油画《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作者沈尧伊。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我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展“长征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国家大剧院艺术馆也举办了“红飘带之行”展览，主要展出我多年来踏访长征沿线创作的写生作品。我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中国美术馆“壮丽史诗”“金沙水拍云崖暖”等重要展览中展出。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部长征图像史。站在展厅里，看着自己画了半个世纪的长征，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条路，我还没有走完。
常有人问我，你为何对长征情有独钟？我的回答是：因喜大美。
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一辈子的事。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但几乎没有留下一张完整影像。我多方搜集到的长征历史照片只有15张，这对于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远征来说，实在太少了。如果没有人用画笔去记录，这段历史可能就会变成一段看不见、摸不着的空白。我们这代人应该担起这个责任，这也是我的热爱。
历史是连贯的，看历史需要一个过程。我常讲，历史好比一个立方体，只有所有的面都看到了，你或许才能看懂里面的内核。我们看长征历史也是这样。我最初接触长征题材时，认识比较片面，只讲革命乐观主义，不讲困难和挫折。慢慢地，走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史料后，我才逐渐有所感悟。
在这个过程中，我读到了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后来又接到连环画出版社关于同名连环画的创作邀约。这看起来是偶然，实际上是必然。他们了解我，信任我，我也能干这事。我一个人创作了6年，共900多幅作品。魏巍小说写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歌剧、舞剧、电影都是时间艺术，但绘画是空间艺术，它就定格在那儿，而且比照片多了一样东西——艺术家的个性。就像没有一片雪花是相同的，每个人物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房子都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植物也都不一样。我们从事视觉艺术的，做的是基于形象比较学的研究。对于画家而言，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重要，我认为自己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可以创作长征图像史。
画历史画，最难的是什么？是找到那种味道。
味道是什么？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你若没去过那个地方，怎么知道那里是什么味道？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时，老师常讲：“没有去过的地方，你没资格画。”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所以我去了长征沿线很多地方。我看到，挨着山的是石头房，挨着平原的是土茅屋，而且旧房子多带碉堡，为什么？防战乱。此外，红二方面军的服饰多为手工缝制，不规范；红四方面军的服饰特点是帽子大，颜色稍白一点。同一支红军，各方面军的帽子和衣服都不一样，创作中，人物形象特征、季节、地方特点等，全得综合考量。
我为画大渡河的船，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请了解当时情况的老人详细讲解船是什么样的。由此我才知道，船头是要翘起来的，因为大渡河水流急，这样的造型才符合自然规律。美是什么？美就是自然规律派生出来的。
我是“左脚右脚”并用走的长征路，“左脚”是连环画，“右脚”是油画。连环画讲故事，可以讲清楚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物，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时刻。油画讲亮点，围绕重要历史节点，浓缩最精华的部分，让人看，让人感受。
连环画的优势是图文结合。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自1988年至2018年，我创作完成“长征三部曲”，总计2200余幅画作，完整呈现长征历史。其中，第一部《地球的红飘带》主要表现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历经艰难到达甘肃哈达铺的历程，文字改编自魏巍的同名小说。第二部《长征·1936》、第三部《征路星火》，均由我自编自画，先绘画，再写文字。《长征·1936》分三本：《奠基礼》讲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回旋》讲红二方面军征战湘黔滇，《大会师》讲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征路星火》中的《西征·东归》表现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火种记》表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落脚点》表现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
有人问，西路军的征程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史学家不认为是长征的内容，你为什么要画？我说，它们是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精神是一致的。没有它们，长征的历史就不立体。所以我认为，画长征，第一要真实，第二要全面，第三要立体。
我这个人比较执着。1975年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我一个人背着包走了3个月。后来为画《地球的红飘带》，前后又走了十几次。我的油画《遵义会议》画了3年，中央领导同志等亲历者亲自审稿把关。我打磨《地球的红飘带》时，长征时期曾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全程担任艺术顾问，逐帧指导。一句“你画得很真实，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的评价。
现在条件好了，有些地方将重走长征路和旅游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守住尊重历史的底线。比如，复原红军重要会议场景时，座椅的样式、陈设布局等都要符合历史原貌，不能把历史“拆”了，把假的东西给后人看，这样做对不住历史。
人工智能时代，到处是“塑料花”。塑料花很完美，不用浇水，形状逼真。但鲜花有生命，塑料花没有。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因此今天的艺术家更要重视视觉的敏感性。我每天走同一条路，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做个纯粹的人，做件纯粹的事，把真实的东西留下来，就是我的追求。能留下来的画是历史的选择，是老百姓的选择，不是谁鼓吹就行的。创作能留下来的画，是我对艺术的最高追求。我相信好的长征题材作品一定可以留下来。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长征这条红色的飘带从未褪色。近年来，我又创作了20多幅长征题材油画。只要我还能提笔，就会一直画下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报记者徐红梅采访整理)
锅灰为墨写远征
赵 昊
《西行漫画》之《到达岷县哈达铺》(局部)，作者黄镇。
在记录万里长征真实图景的视觉史料中，黄镇的《西行漫画》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长征最直接有力的图证与最初始的精神文本。
90多年前，长征途中，时任军委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黄镇以敏锐的目光，在行军间隙提笔速写，先后创作了四五百幅作品。据他回忆，“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刮锅灰为墨，画了整整一路，这些作品汇成一部长征的视觉史诗。遗憾的是，历经战火，仅25幅原作被完整保留。1938年10月，为鼓舞抗战士气，上海风雨书屋冒险将这批作品紧急出版，定名《西行漫画》(再版更名为《长征画集》)。
不论是描绘红军行军作战场景，还是表现长征沿途风俗民情，黄镇的画作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精神底色。这种理想信念，外化为红军在艰险行军中依然乐观自信的视觉表达。过湘江时的列队阔步、爬雪山时的快步攀登，以及背干粮、磨青稞、烤饼等生活化场景，都是这种精神基调的生动呈现。对无衣女孩、背盐穷人等形象的刻画，则揭示了红军理想信念坚定的内在动因——救国救民。黄镇还通过描绘战士们林中夜宿、草地行军等场景，展现红军团结奋进的精神。对彝族向导、游击队员等人物的形象记录，则体现了军民同心之谊。整部作品犹如一曲交响乐，战场的激烈、行军的起伏、生活的轻快交织出丰富的节奏，不畏牺牲、纪律严明、重视群众路线等多重内涵蕴藏其间，使作品有了“一支秃笔胜刀兵”的磅礴力量。
《西行漫画》虽为随笔绘就，却充满感染力，当时有杂志评价其“在技术上超越了洋画，并且保有了中国国画中所独有的风韵”。这种风韵体现为丰厚精神内涵与质朴灵动之笔的结合。作品以凝练的画面直观呈现红军战士的崇高精神，使其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既深植于长征的历史进程，又不断构建起新的对话，形成生生不息的精神场域。落到技法层面，黄镇以线塑形，凭借或简略有力，或轻松流畅的多样线条描摹事物与环境，捕捉人物动态与神韵，并依托明暗、疏密、平曲等对比营造画面空间层次，让作品简而不空，引人回味。
数十年来，这部画集多次再版并发行外文版，持续向世界讲述着长征故事。“管你什么险山恶水，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当年黄镇在画旁写下的豪迈宣言，如今再读依然直击人心。革命先辈炽热的情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将持续感召着我们不惧险阻、勇毅前行。
金石铭史 铁笔传情
沈慧兴
从上至下依次为《长征印谱》之《夹金山》《毛儿盖》，作者钱君匋。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史迹，以文学或者绘画、音乐来表现的，已经先后出现了。这样伟大的题材，要以具有特殊传统的篆刻艺术来表现，是否适合，也还没有把握。”1960年，怀着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以及对篆刻艺术创新的审慎思考，53岁的钱君匋决定以长征为主题，刻制一套印章。
创作的灵焰一旦点燃，钱君匋即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相关内容，选取红军长征途经的100个城镇关隘、山川河流之名作为印面文字，按经过时间为序，历时数月，创作完成《长征印谱》初稿，并于1962年出版。此后，钱君匋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又陆续对初版的44方印面和48则边款进行改刻，《长征印谱》于1979年再版。
在这部耗费近20年时间打磨的印谱中，钱君匋将篆刻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应用到了极致。100方印面中，先秦古玺、汉朱白文、宋元朱文等印风，甲骨文、大篆、鸟虫书、简帛书、隶书、魏碑、九叠篆等书体，皆为其所用，从而达到“百花齐放”的艺术效果。钱君匋还十分注重作品审美意境的表达，如“瑞金”的雄阔、“清水江”的流美、“茅台”的高峻，都实现了内容与意境的统一。
《长征印谱》的印面文字多为两三字，在形式变化上存在很大难度，但钱君匋深谙中国篆刻艺术各种样式，除对正方形印的朱白文与边框进行变化外，又设计出圆形、楔形、二连印、三连印等样式，达到“百印百面”的效果，为组印创作提供了新范式。印章的边款也颇见书法功力，除常用的楷书外，钱君匋还以草书、隶书、汉金文、魏碑等风格进行刻制。“娄山关”流丽潇洒的草书边款、“六盘山”高古沉雄的隶书边款等，都充分彰显了毛泽东诗词意境。
金石铭史，铁笔传情。《长征印谱》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红色印谱，既以独特艺术形式镌刻伟大长征精神，也为主题篆刻创作积累了有益经验。它启示着当代创作者，只有将真挚的内心情感融入宏大的时代精神，艺术创作的胆识与水平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作品才经得起时间检验。
(作者为西泠印社社员)
把红色记忆留在山河间
段禹农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郑 云摄(影像中国)
90多年来，有关长征记忆的还原与建构方式呈现多样化态势。公共艺术作为营构长征记忆场、纪念场的重要艺术形式，通过文字、图像和空间叙述相结合的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可感可知，成就了诸多独特的长征文化坐标。
长征沿线红色题材公共艺术创作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广、建成数量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经典作品相继涌现。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由叶宗陶、许宝忠、高彪合力完成。碑体正面上部为半圆雕红军战士头像，人物目视前方、表情坚毅，充满力量感；下部以浮雕形式刻画十七勇士驾舟强渡天险的场景。碑体右侧线刻一只紧握大刀的巨手，象征红军必胜的信念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整件作品大气磅礴，展现了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同样围绕长征途中重要历史事件创作的经典公共艺术作品，还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彝海结盟纪念碑、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等。这些作品尺度巨大、形式多样、材质多元，把红色记忆留在山河间，深刻影响了此后相关公共艺术创作。
近年来，伴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长征沿线红色题材公共艺术创作热度不减。四川省泸定县的《勇士魂》主题雕塑、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主题雕塑等作品，既营造了浓厚纪念氛围，又搭建起长征历史与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精神纽带。一些作品如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兴文公园)内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等，探索创新表现形式，通过在纪念广场设置地景图案或前景雕塑作为视觉引导，使作品的空间意境更加丰满。
从标注空间、叙述空间，到营造空间、激活空间，长征沿线红色题材公共艺术凭借形象直观、感染力强的特质，在还原与建构长征记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推进地方文旅融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部分作品仍存在叙事同质化等问题。要破解这一困境，创作便不能只是简单地将作品安置于遗址之上，而是要立足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域环境、人物史实，对长征记忆进行综合性艺术重塑，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唯有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人成为伟大长征精神的讲述者、传播者。
当下，科技发展正不断降低创作门槛，使红色主题公共艺术有了全民共创的可能。引导公众由关注创作结果转向重视创作过程，建立长征沿线红色主题公共艺术数据库，搭建更多创作交流平台……伟大长征精神将在持续的传承、对话与艺术创造中永葆生机活力。
(作者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看见伸向远方的那条
王志鸥
“红飘带”内部一角。
王志鸥供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关于长征，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它，而我选择把对长征的理解熔铸于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的设计实践。
真正触摸那段宏阔的历史，是在贵州遵义枫香镇的苟坝村，我和团队重走“毛泽东小道”，探访苟坝会议会址，思绪被拉回1935年的那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小道步行到长五间找到周恩来，说服他撤销了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一盏马灯，光芒虽弱，却承载着坚定信仰，既照亮了脚下的小路，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
这场实地寻访，让我产生关于创作的深层思考。当艺术家们纷纷将科技融入长征题材艺术创作、设计时应看到，科技不能只是一种新的表现工具，更应成为帮助我们重新组织时间、空间与感知的手段，让那些在岁月中沉淀的精神与文化，在今天依然能够与人发生真实的连接，使人们在记住那段伟大远征的同时，也看见伸向远方的那条路。这份信念，贯穿于我的创作始终。
“红飘带”的设计，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场景的复原，而是从长征“持续行进”的特征出发，将“行走”转化为全域行浸式体验。空间随着故事展开，观众随着历史前行。历史从被线性讲述转化为连续发生的感知经验。
这种转译建立在对真实历史现场的深入挖掘之上。项目建设早期，团队走访四渡赤水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等地广泛搜集史料，并邀请党史专家等参与项目内容梳理与细节审核。展馆序章里，一盏马灯、一面红旗成为贯穿空间的视觉线索：马灯象征穿越黑暗的信仰之光，红旗化作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指引。还有一批红色文物通过数字影像的重现，让宏大的长征叙事落回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器物与历史瞬间。
第三篇章“砥砺征途”之“爬雪山”，同样是历史艺术化转译的一次探索。风雪、声场、影像与机械装置共同塑造出动态雪山，它被红军将士以群体之力托起，山峦间浮现牺牲战士的身影。“托起的雪山”实际上是将人的精神意志与严酷自然并置对照，喻示纵然万仞险峻，信仰之力足以踏破艰险。
在“红飘带”的创作中，一套设计方法论逐渐清晰：从文化现场切入，挖掘拥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依托数字科技开辟大众触摸历史文化的全新路径。观众由“看景人”成为“景中人”，历史文化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内容，而是能够进入并唤起想象的空间。“红飘带”也成为我们探索建设“寻迹中国”文化IP矩阵的重要开端，我们期待以科技与艺术重新解读一座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人们心里再次点亮一盏灯。
(作者为“红飘带”项目总导演、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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